从香港暴乱事件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

“内地和香港，到底谁欠谁？”这个试图以量化对比方式来概括两地关系的问题其实充斥着情绪，但这样的不理性却在两地舆论场上很有空间。过去一段时间的暴力一步步撕裂香港社会，反对派通过炒作“内地侵蚀香港”推波助澜，少数内地网民也用不切实际的话来泄愤。过去几十年两地相互扶持的路，真的会被这场动荡彻底抹杀吗？《环球时报》近日采访香港各阶层人士发现，几乎每个香港人都有一段与内地无法割舍的过往，立法会财经委员会主席陈健波的回答一针见血：“香港与国家根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，至亲之间根本不会计较谁欠谁!”

2019香港暴乱

1962年出生的梁明兴在襁褓中随父母从深圳来到香港，那时一家人的想法很简单：希望生活好一些。梁明兴说，香港的条件比深圳好，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来的唯一途径，他16岁开始在餐馆打工，常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自己并没因“内地人”身份而招来歧视，“只要努力工作，香港人就会认可你”。
梁明兴的家庭是千千万万“逃港者”中的一例，由于改革开放前深圳河南北生活水平差别巨大，大批内地人通过偷渡方式过境谋生。作家陈秉安《大逃港》一书翔实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在深港边境地区的“逃港潮”。由于历史、血缘等因素，当时香港市民对逃来的内地同胞总体持接纳包容态度，书中“华山救亲”一章提到，1962年5月有约3万内地人集结在位于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的华山，面对港英政府强行遣返的政策，香港市民在媒体号召下密切关注内地同胞状况。“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，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，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，坐在收音机旁，关心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的命运……延绵数公里的路上，集结的不是四五千，而是上万市民，他们中有不少是趁着微明，从市内驱车赶来送亲人的。”
据香港媒体统计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当中，一些人扎下根并取得成功，如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、“乐坛教父”罗文等，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。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，有40多人是逃港者。如果将“逃港潮”发生的时间与香港经济腾飞的时间相比对，就会发现，这两件事几乎是重合的。
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早期从内地去香港的移民，给香港带去了一些资金、财富。后来，大量来自内地、有一定冒险精神的人到香港，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。“人口结构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，不少城市的老化就是因为人口结构不合理，来源比较单一，但移民来了之后，对固有的东西形成瓦解和冲击，同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活力。”
在背井离乡的内地人眼中，香港是改变命运的地方，而对于香港来说，大量吃苦耐劳的内地人的涌入，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贡献者。
改革开放，两地携手改变国家命运
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，内地与香港的相互扶持还停留在个体命运层面，那么改革开放则是两地“相互成全”、共同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契机。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历史最悠久、最具规模的商会之一，自1982年起中华总商会每年举办“香港工商业研讨班”，为内地培训经贸人才，并见证改革开放给两地带来的巨大变迁。
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，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的状况，那时内地商业化程度不高，香港抓住机遇，向内地提供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管理等资源，成为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。仅在珠三角，最高峰时竟有6万多家港资工厂，聘用上千万工人，帮助国家把珠三角打造成“世界工厂”。

“那时的合作非常红火，可以说，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，内地就没有今天;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，香港也没有今天。”蔡冠深说，“香港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、推动者以及受惠者!”
香港得利钟表制品厂有限公司常务总经理刘仁还记得，1996年他大学毕业刚入职时，工厂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。作为香港的强势产业，钟表业成为香港向内地转移的众多产业之一。“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层面，香港都承担着(内地产业)启蒙导师的作用。”刘仁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，那时内地在工资水平和生活习惯上同香港有巨大差异，但两地人员却没有太多隔阂，比如都愿意学习对方的方言来加强交流。据刘仁介绍，目前公司在香港还保留着十几个人的团队，主要负责物流、会计和结算等业务，其余近800人都在内地。
作为国际金融中心，香港不仅为内地企业提供一个几千亿美元的融资市场，也是人民币最大的离岸市场，是人民币国际化无可替代的窗口。有人甚至将香港称为“中国的华尔街”。在蔡冠深看来，香港不仅是“中国的华尔街”，还应是“中国的硅谷”，“香港虽然生产能力不强，但拥有5所顶尖大学以及超强的基础科研能力，现在国家把香港定位为中国的创新科技中心，与深圳、澳门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”。
“风暴”来袭，“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”
1997年，“亚洲金融风暴”席卷香港。彼时，现在的立法会财经委员会主席陈健波仍在银行工作。这场危机在他身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：此前每年超过10%的加薪，在这一年戛然而止。他第一次感到恐惧。
那场风暴有多严重？蔡冠深给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：去曼谷市中心看，那里有很多高楼大厦，但几乎都是这场风暴之前修建的，之后就没有变化过。为什么香港不但没有被击倒，还保住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？蔡冠深认为，这样的结果，没有中央政府的帮助是不可能的。

“当时，面临外国大鳄的猛烈攻击，香港特区政府做出了一个空前的决定，动用政府储备购买股票，直接面对外国做空势力。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，如果政府储备撑不住，意味着香港经济面临垮台。”蔡冠深说，这个时候中央决定介入，央行派了很多顾问到香港，为香港提供各方面帮助，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鳄。“这是非常漂亮的一战。”“我们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公开表示，只要香港有需要，中央将不惜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，保护联系汇率制度。在此非常时刻，中央政府的支持无疑是强大后盾。”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。

2003年“非典”是另一件让包括陈健波在内的港人不堪回首的事件。“香港当时人心惶惶，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病，不敢出门，都戴口罩，市面很萧条。以前顾客满堂的餐厅无人光顾，餐饮旅游受到重大打击，楼价大跌，犹如‘悲情城市’。”他说，“好在当时广东、深圳与香港一起携手，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解决这些问题。内地防疫专家钟南山就如何处理‘非典’给香港医疗界提出很多宝贵意见。”陈健波表示，“非典”之后香港经济疲弱，幸运的是，国家为香港引入“自由行”，刺激香港旅游、零售及饮食业的发展。之后，内地资金加快来港投资，令香港再次繁荣。
“我们夫妇所在的两个行业(餐饮和旅游)都依赖客流”，梁明兴说，“当时就觉得，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。”
“风水轮流转”，但在同一天空下
“风水轮流转”，梁明兴这样评价两地这些年相互扶持走过的路。上世纪60年代，梁明兴在深圳的堂兄弟来到香港，梁明兴的母亲就给他们买很多东西带回深圳，他们很羡慕梁明兴一家的生活。“可是人家现在在深圳过得很好，个个是土豪，我们回去好像很穷一样。”梁明兴说。
“其实从1997年开始，内地就开始慢慢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和人家比？房屋建设、医疗、金融都没有内地好。这是实话实说。在我们看来，20年前深圳的治安不是很好，但现在很好了。”梁明兴在采访中不断感叹，“在我们这个年纪回看两地的变化，真的很大，而且很快。”

眼下，社会动荡让梁明兴夫妇近两个月没有开工。梁明兴所在的餐馆面临倒闭，妻子所在的旅行社很久没有接内地团。梁明兴和他在香港的亲戚不敢在一起吃饭，怕聊政治话题闹出不愉快。
“不应该说香港和内地谁欠了谁!我不认为港人与内地同胞要争论这个问题。”陈健波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谈起这个话题时态度很坚决，“香港与国家根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，至亲之间根本不会计较谁欠谁。不同的时候大家做不同的工作，比如早期香港把资金、技术、做生意的方法带入内地，而香港在助力内地发展的同时，很多投资设厂的港商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。很多事情都是互惠互利的。内地市场非常庞大，近些年，很多人来香港做生意都是为了进入内地市场，所以根本就是国家变成香港的大靠山。”

李晓兵也表示，“到底谁欠谁”只是一笔很低级的账，如果局限于算这个账，很容易使得香港和内地陷入对立和区隔的状态中。他认为，香港这样一个地方被割让、租借，这件事带给整个民族一种巨大的屈辱感。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们才会对香港有这么深的感情，同时将这种感情转换成整个国家发展的动力，即要洗刷民族耻辱。所以我们为香港做很多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，也是不计代价的。
“我们经常说，如果国家再造几个香港，或者说整体发展达到香港的水平，那中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？香港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期待，这一点不是通过从香港获得了多少资金或技术可以感知的。”李晓兵说，另一方面，香港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基本支撑要素就是它不是孤悬海外的小岛，而是那个年代内地通往海外的“单一通道”，多种因素聚集在香港，让它迸发出活力。当国家发展需要时，香港恰恰能给国家提供所需要的东西，然后香港也需要整个国家层面对它提供支持。
陈健波表示，他明白，香港曾经是殖民地，两地民众可能在文化及生活方式上有些差异，但大家应该和而不同，毕竟都是中国人，是血脉至亲，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守护。“打个比喻，回归前，香港好像是在寄养家庭居住，回归后，再与家人在同一天空下，好好地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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